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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市场各方纷纷猜测央行提前降准降息的概率有多大的时候，降准降息的“靴子”咣地一声落地了！
5月7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会上宣布，为贯彻落实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实施好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推出数量型政策、价格型政策、结构型政策等三大类十项政策组合拳，其中包括降准0.5个百分点，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并降低政策利率0.1个百分点。
实际上，自去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以来，降准降息就成为市场心心念念的信息；而择机降准降息则成为央行一以贯之的表态。“五一”节前关于央妈可能提前启动降准降息的传闻颇多，市场对降准降息的预期不断增强。4月28日，央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示，将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央行的表态，以及内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提前降准降息的预期。降准降息呼之欲出！
作为央行货币政策最常规也是最核心的工具，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一向被市场视为货币调控的“猛药”，而降准降息则是释放市场流动性、刺激投融资需求最直接最有力的手段。特别在经济增长面临内外部各种叠加压力的情况下，市场最简单和直接的期待就是央行的降准与降息。但既然是“猛药”，央妈自然会慎之又慎，特别在面临当前异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时候。为贯彻中央“适时降准降息”要求，央行秉持“择机降准降息”，恰是对我国当前面临的内外部矛盾和压力的权衡。
如何理解择机降准降息之“择机”？
所谓“择机”，就是要选择降准降息工具运用的时机与时点，把握降准降息的节奏和力度，力求沉稳有序。关键是要充分研判降准降息的正负溢出效应，包括对实体经济、资本市场等各领域的影响，寻找最好的平衡点。这意味着，未来的降准降息将更讲究技巧和时机，更加注意内部需求与外部压力、稳定经济与防风险等方面的平衡，需要综合权衡国际与国内、国内各领域经济金融的动态变化及其关联影响，需要灵活地选择降息的时间点和幅度，而不是按照固定的计划来操作。而且，从模式选择上，货币政策工具央行或更倾向于通过结构性工具（如再贷款、专项债）定向支持经济，而非全面宽松。在结构性工具效果尚未充分显现之前，央行可能会谨慎使用全面降准降息这种总量工具。
央行“降准降息”时机的决定因素有哪些？
降准降息政策的核心就是通过降低政策利率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降，以降低实体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鼓励投资和消费，从而稳住经济增长。因此，一般来说，降准降息政策工具的启用需要综合权衡国内外相关因素。
从国内因素看，降准降息政策工具运用的时机主要需考虑经济增长的压力、金融市场运行对流动性的诉求、银行净息差回升的步伐、汇率的稳定状况以及货币政策效率等。
一是经济增长状况。如果国内经济数据疲软，面临一定的增长压力，如制造业PMI连续低于50%、CPI低位运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低至4%-5%左右以及社会融资需求不足、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等情况，央行就可能选择降准降息，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推动融资成本下降，以提振市场信心，推动投资和消费进而刺激经济增长。
二是市场流动性状况。央行降准降息意味着直接或间接释放市场流动性，这其中包含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考量。如果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紧张的情况，或者政府债券集中发行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时，央行可能会通过降准降息来增加市场流动性。微观层面，若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分层或资金空转现象，降准可释放长期资金改善银行体系流动性结构，而降息则降低融资成本，促进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宏观层面，则包含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其他政策协同的考量。从追求政策效果最大化出发，在通过降准降息等工具释放市场流动性的时机选择上，央行往往需要从更宏观的视野强化与财政政策（如地方债发行、基建投资）和产业政策（如房地产支持措施）的协同。
三是银行净息差水平。维持一定水平的净息差既是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整体金融稳定性角度出发，也是监管的需要。但净息差与降息是负相关的。如果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那么银行下调贷款利率的动力不足，势必制约降息的空间。当银行净息差回升到适度水平（包括通过其他方式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降息才更有可能实施，降息的时间窗口才会出现。
四是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根据利率平价理论，两国之间的利率差会直接影响汇率。因此，降息逻辑上可能导致国内外利差变化。如果因为降息导致国内利率低于他国主要是美元利率，且利差扩大，则可能导致资本外流，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贬值压力。因此，央行在做出降息决策时需权衡汇率稳定因素。唯有在汇率稳定的情况下，实施降准降息才具备适配的空间。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稳住了，降息的时间窗口也就出现了。
五是政策工具优先级考量。由于降准降息对市场的冲击力度较强，央行更倾向于通过结构性工具（如再贷款、专项债）定向支持经济，而非全面宽松。通过结构性工具可以更精准地支持特定领域和行业，如科技创新、绿色经济、普惠小微等领域。因此，在结构性工具效果尚未充分显现之前，央行可能会谨慎使用全面降准降息这种总量工具。
从国际因素看，央行降准降息时机的把握，主要需考虑全球流动性环境、他国央行主要是美联储政策取向及其带来的汇率压力，以及全球通胀及贸易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在当前国际货币环境下，全球流动性的宽松程度实际上主要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当美联储采取宽松政策时，全球流动性相对充裕。这种情况下，我国央行在实施降准降息时面临的外部环境会更加有利。反之，如果美联储维持紧缩政策，全球流动性紧张，则我国央行实施宽松政策需要更加谨慎，需防范降准降息可能导致的资本外流。若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中美利差收窄可减轻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为我国宽松政策提供空间，但同时需评估美联储降息可能带来的输入性通胀风险。
目前为什么是降准降息的最佳时机？
综合分析上述影响央行降准降息工具运用的因素，大多数指标都预示着降准降息窗口期的出现，预示着降准降息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央行选择在当前这个时点实施降准降息，既是对市场预期的回应，更是基于对4月末各项经济数据分析及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研判。
首先，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亟需央行运用降准降息工具来提振市场信心，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从经济数据看，尽管目前国内经济数据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4%，不仅高于去年全国5%的增速，也高于去年一季度5.3%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但外部冲击加大、内部需求不足仍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5个百分点；预计5月在稳增长政策加码等推动下，制造业PMI指数有望回升，但大概率仍将处于收缩区间；CPI已连续两个月同比为-0.1，持续低位运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4.6%，虽呈回升态势，但仍处5%以下低位运行；房地产投资跌幅虽逐步收窄，但仍处-9.9%的深水区。各项高频指标表现疲软的叠加，暗示着降准降息已箭在弦上。
其次，宏、微观层面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流动性紧张，需要从整体层面增加流动性供给。一方面，尽管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自去年4季度以来一直维持在1.5%的低水平，提供了比较宽松的市场流动性环境；但是，市场流动性分层比较明显，DR007（银行间市场存款类机构7天期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持续走高，4月末为1.84%。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期待通过央行降准来获取长期资金。商业银行超额备付金率持续走低也佐证了这一点。另一方面，4月16日，财政部公布了1.3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安排，发行规模较去年增长，发行时间较去年提前，体现出财政政策的“加紧实施”和“用好用足”。从强化货币政策与财政等其他协同看，特别国债发行的规模扩大、时间提前客观上提出了对补充流动性供给的需求。
再次，银行净息差的压力有所缓解，为央行降准降息决策提前预留了空间。毫无疑问，银行净息差收窄带来的行业压力始终是央行降准降息需要顾忌的重要因素。尽管目前银行净息差已处于历史低位（截至2024年末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已降至1.52%），但整体看降幅趋缓。按照标普、摩根士丹利等机构预判，2025年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下行压力将小于2024年，并可能在年内逐步企稳。前不久，各银行机构在窗口指导下，将消费贷款利率上调至不低于3%，随后纷纷降低存款利率，实际上为央行降准降息提前预留了空间。而且，此次降准与降息工具的并用，通过降准释放的长期低成本资金，也有助于缓释降息对银行净息差的压力。
第四，稳汇率压力趋减，为央行降准降息创造了有利条件。进入5月份以来，在国内经济基本面持续改善、央行政策调控和预期管理加强以及美元走弱、外资回流等有利因素叠加之下，人民币汇率及人民币资产呈暴涨态势。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升破7.20、7.19关口，创下2024年11月以来新高。央行充分运用稳汇率工具对汇率预期的引导功能，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维持在7.20附近。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支撑将不断增强。
第五，美联储重启降息的预期在持续增强，为国内政策调整提供了“时间差”。尽管美5月2日公布的非农数据17.7万人超预期，或导致美联储降息推迟；但这一数的真实性本身存疑，与美国非官方小非农数据6.2万人形成巨大反差，或反映了其经济数据的滞后性。可以预见，随着特朗普非理性关税政策效应的持续发酵，美国通胀膨胀降逐渐兑现，其经济前景的恶化是大概率事件。因此，美联储重启降息政策以拯救频于崩溃的经济是迟早的事。而且，美国国债市场面临的困境实际上也已向美联储发出了降息的诉求。基于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及其影响的研判，央行此时降准降息，无疑都是一种未雨绸缪。
总体看，央行在当前时间节点实施降准降息恰逢其时。特别是降准降息工具与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联动，能够有效平衡当前经济增长压力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矛盾，兼顾经济发展全局与结构性不平衡问题，提升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综合效应。当然，但随着美国通胀压力的逐渐兑现，也需防范导致输入性通胀的风险。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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